从新加坡和班加罗尔这两个亚洲金融、信息中心飞往成都，比飞往北京、上海更近———
“放眼亚洲，你会发现从新加坡、班加罗尔这两个重要的金融、信息中心飞往成都，其实比飞往上海、北京更近。”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彭壮壮，在亚洲地图上绘出两条飞行线，“以世界的眼光看，以软件产业为主导的天府新城并不远，可以成为中国联通世界的新平台。”
10余天前，成都天府新城规划横空出世。这座新城什么样？谁来建？建什么？昨（13）日，在成都举办的天府新城高峰论坛上，国内外IT、管理、金融等领域专家学者以及50多位企业家掀起“头脑风暴”。
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新机遇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副中心→以软件及服务外包为主导的“天府新城”。
这是成都高新区规划经历的三个时期、三步跨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赵越认为：“天府新城的产业选择十分精明。”当前，软件服务外包业是新兴的、大容量的市场。发展软件外包业，中国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印度，很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不愿意长期在印度工作，而天府新城舒适的城市环境很像硅谷，来了就不想走。
“软件服务外包应该说是制造业之后，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机遇。”彭壮壮指出，过去200年间，传统制造业经历了几次转移，从欧洲向美国、向日本、向亚洲四小龙，最后到了中国；而目前包括软件服务业在内的新的产业转移尘埃未定，全球外包基地仍相当多元化，“成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
成都本土孵化的企业、巅峰软件总经理张玮同意专家们对成都发展软件外包服务业优势的看法。作为企业操盘手，他感受到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把中国软件业前20强加在一起，人员规模才2万人，还比不上一个印度TATA的12万人，与印度企业正面交锋很难。但张玮看好成都前景：印度优势在于英语语言，适合作呼叫服务，但在创意、多媒体外包等新兴领域，成都高新区抓得很早，同时中国人读、写方面的能力强，数字加工和处理是强项。
不要一座孤立的产业城
“我们研究广东珠江新城、杭州钱江新城，会发现其功能定位在以商务为主导的同时，强调了居住、就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建了高楼大厦，同时也很注重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开放空间的建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边兰春建议，天府新城一定要注重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同步完善、共生共荣。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总结为几个“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国内一体化，工业和信息的一体化，商务和居住的一体化。
“什么样的城市才吸引人？前不久我们去参观一座新城，很漂亮，但空空荡荡，我女儿说一点儿不好玩，为了买水果，我们不得不开车到老城去———我们的天府新城不能这样。”天府新城的建设者、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负责人平兴有感而发：新城建设要新，也要有烟火味，这非常“考手艺”。
金融中心与新城建设共促进
“我的话题比较庸俗，建设天府新城，谁给钱？”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锡良走上讲坛，第一句话就打了个“问号”。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更多的还是靠可持续投入的商业资金。刘锡良举例，一些地方扶贫为什么难有成效？就是因为除了财政投入外，不能把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最后无非是搞了一点基础设施建设。
而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经验看，金融中心的建设都起到了绝对关键的推动力作用。天府新城应如何做金融文章？刘锡良认为：第一应建立政府“母基金”，引导其他基金进来；第二，建立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科技企业产权交易的退出机制；第三，利用好现有的金融后台服务聚集的优势；第四，研究金融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问题。
“金融机构其实也非常珍惜天府新城发展带来的机会。”交通银行成都高新区分行副行长梁文超透露，除了把全国后援中心落户天府新城，交通银行还将有针对性地成立一个软件服务外包项目小组，还针对区内拥有很多大量商业物业的客户，交行还将提供经营型贷款、信托债券、租赁等服务。
旁听了一天论坛，市民代表、高新区石羊街道何晓勇有两点朴素感受：“我家的周边环境和配套会更好，还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他期盼“新城建设越快越好”。
“放眼亚洲，你会发现从新加坡、班加罗尔这两个重要的金融、信息中心飞往成都，其实比飞往上海、北京更近。”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彭壮壮，在亚洲地图上绘出两条飞行线，“以世界的眼光看，以软件产业为主导的天府新城并不远，可以成为中国联通世界的新平台。”
10余天前，成都天府新城规划横空出世。这座新城什么样？谁来建？建什么？昨（13）日，在成都举办的天府新城高峰论坛上，国内外IT、管理、金融等领域专家学者以及50多位企业家掀起“头脑风暴”。
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新机遇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副中心→以软件及服务外包为主导的“天府新城”。
这是成都高新区规划经历的三个时期、三步跨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赵越认为：“天府新城的产业选择十分精明。”当前，软件服务外包业是新兴的、大容量的市场。发展软件外包业，中国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印度，很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不愿意长期在印度工作，而天府新城舒适的城市环境很像硅谷，来了就不想走。
“软件服务外包应该说是制造业之后，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机遇。”彭壮壮指出，过去200年间，传统制造业经历了几次转移，从欧洲向美国、向日本、向亚洲四小龙，最后到了中国；而目前包括软件服务业在内的新的产业转移尘埃未定，全球外包基地仍相当多元化，“成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
成都本土孵化的企业、巅峰软件总经理张玮同意专家们对成都发展软件外包服务业优势的看法。作为企业操盘手，他感受到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把中国软件业前20强加在一起，人员规模才2万人，还比不上一个印度TATA的12万人，与印度企业正面交锋很难。但张玮看好成都前景：印度优势在于英语语言，适合作呼叫服务，但在创意、多媒体外包等新兴领域，成都高新区抓得很早，同时中国人读、写方面的能力强，数字加工和处理是强项。
不要一座孤立的产业城
“我们研究广东珠江新城、杭州钱江新城，会发现其功能定位在以商务为主导的同时，强调了居住、就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建了高楼大厦，同时也很注重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开放空间的建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边兰春建议，天府新城一定要注重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同步完善、共生共荣。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总结为几个“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国内一体化，工业和信息的一体化，商务和居住的一体化。
“什么样的城市才吸引人？前不久我们去参观一座新城，很漂亮，但空空荡荡，我女儿说一点儿不好玩，为了买水果，我们不得不开车到老城去———我们的天府新城不能这样。”天府新城的建设者、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负责人平兴有感而发：新城建设要新，也要有烟火味，这非常“考手艺”。
金融中心与新城建设共促进
“我的话题比较庸俗，建设天府新城，谁给钱？”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锡良走上讲坛，第一句话就打了个“问号”。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更多的还是靠可持续投入的商业资金。刘锡良举例，一些地方扶贫为什么难有成效？就是因为除了财政投入外，不能把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最后无非是搞了一点基础设施建设。
而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经验看，金融中心的建设都起到了绝对关键的推动力作用。天府新城应如何做金融文章？刘锡良认为：第一应建立政府“母基金”，引导其他基金进来；第二，建立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科技企业产权交易的退出机制；第三，利用好现有的金融后台服务聚集的优势；第四，研究金融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问题。
“金融机构其实也非常珍惜天府新城发展带来的机会。”交通银行成都高新区分行副行长梁文超透露，除了把全国后援中心落户天府新城，交通银行还将有针对性地成立一个软件服务外包项目小组，还针对区内拥有很多大量商业物业的客户，交行还将提供经营型贷款、信托债券、租赁等服务。
旁听了一天论坛，市民代表、高新区石羊街道何晓勇有两点朴素感受：“我家的周边环境和配套会更好，还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他期盼“新城建设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