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仍需“厉兵秣马”
中印两国实际情况不同，因此我国发展服务外包不一定要仿照印度模式，应解决好以下问题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一）明确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定位，完善政策法律环境。我国的服务外包行业虽然形成了一些地方法规，但还没有实施细则，一些发展路径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如呼叫中心按现有政策被定为信息服务业，这种行业定位使相关企业不能享受到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国家对增值电信业务进行严格的许可管理，限制了一些公司综合开展外包业务。政府制定的一些优惠和补贴政策很复杂，相关负责部门不明确，只有大企业可以申请，对小企业起不到激励作用。应重点落实好外包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装备政策等，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政府应对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企业进行认定和管理。我国目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外包企业，应以国家的形式来推广中国的外包。另外，要建立国家级的监督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比如印度的行业性公司－－国家软件行业协会，它在制定各种发展战略和优惠政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举行了很多高层次的会议，利用互联网和贸易向全世界推动印度外包的发展。中国在美国以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来推广中国的服务外包是非常好的做法，但应形成一个正常组织化的运作。
（三）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要有统一的产业布局。服务外包应根据不同区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国际地缘优势的国际外包中心，如大连、深圳；第二类就是地区资源优势的外包中心，如南京、广州和天津；第三类是具有成本优势的外包服务中心，如西安、成都和武汉。各地区找准市场定位，根据自身条件发展外包产业，确定该城市是远郊型、市区型还是远程型，不同的定位确定不同的发展方向。
（四）尽快完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满足互联网高速高容要求的设施。
（五）开展行业的普及培训以及培训师的培训，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人才缺口需要政府和教育界、企业界联手培养，采取如行业协会统领企业实际训练、政府搭建软件外包人才平台、与教育界合作等方式解决人才“瓶颈”。